美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对华首倡并奉行“门户开放”之外交政策，它是基于列强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政策。因此，从国家利益而言，美国是绝不会支持与“不平等条约”相左的革命力量或政治势力的。1911年夏，保路运动兴起后不久，美国驻华代办卫理向国务院报告了“中国动乱”。辛亥武昌起义前后（5月21日、10月18日），孙中山两次赴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均被拒绝。当时列强虽然未对辛亥革命进行军事干涉，而且美国标榜“严守中立”，实际上则伺机选择代理人，以“收拾时局、平息革命”。时任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在1911年12月的一封信中，充满了惋惜清亡和蔑视造反的态度：“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终正寝”，“过去那帮人已经够糟的了，但造反者不知比他们坏多少，如果要我在最反动的满清人与伍廷芳这样的蠢驴之间作出选择，那我每一回都会选择满清”。美国金融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10月就抱怨辛亥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了货币改革，干扰了贸易，威胁着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此乃美国政府和财团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列强对新生共和中国的态度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国共和政府面临国际承认问题。但列强把对共和政府的承认作为手中的筹码，极力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采取拖延等待的态度。美国政府也曾经犹豫观望，同其他列强步调一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外长王宠惠两次电请美国政府承认，美国政府均没有回音。

1912年3月8日，俄国驻美国大使以俄政府照会致美国国务卿，提出：在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上，列强要一致行动，以维护共同利益[注1]。俄国企图利用中国新政府需要列强承认和支持时，和日本达成一致，用共同的力量逼迫中国共和政府接受日、俄对满蒙地区的要求[注2]。日本也在2月23日致美国的照会中提出列强在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之时，应该得到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他们在中国享有的一切权利、利益和特权的保证，同时应向中华民国政府取得借用外债的预约。因此，日本政府提议，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以上述要求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注3]。英、法、俄、德等国接到日本的照会后，对日本提议的原则也表示同意[注4]。《申报》在8月19日《瓜分承认两大问题》一文中也有这样记录，“在伦敦会议上，列强拿出了瓜分中国的方案：南满归日本，北满、蒙、新归俄国，山东、直隶、江苏归德国，福建、浙江、广西、云南归法国，西藏、青海、四川、广东归英国。”此时，列强采取的政策是：共同压迫中国共和政府同意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

也正是因此，三位爱国心切的福州人，借前往美国明尼波里斯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美以美会主教总会的机会，提前赴美，开展民间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