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丨始于福州的两次粮食革命

福州作为最早试种番薯的地区，以福州为中心，番薯藤蔓延伸，覆盖了整个福建红土带。时人文献：“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

和占城稻一样，番薯最先在福建引种，然后再全国推广。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乾隆五十年六月（1711）庚寅谕军机大臣等：“闽省地方向产番薯一种，可充粮食，民间种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屡经被旱……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若以之播种豫省，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著传谕军勒浑，即将番薯藤种多行采取，并开明如何栽种浇灌之法，一并由驿迅速寄交毕沅，转饬被旱各属，晓谕民人依法栽种。”和占城稻一样，番薯在中国的推广也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

当紫红的番薯花在华夏大地上遍布开花之际，象征着中国第二次粮食革命的火种遍地点燃。

番薯的传入，改善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不择地而生的番薯，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而且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的土地，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的可耕地面积。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高粱等其他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不到百年的时间，番薯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

郭沫若曾颂扬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并非言过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台湾诗人黄化鲤就写了一首赞颂番薯的诗：“熊掌龙蹄并有名，匀匀禹甸种初成。自从海外传佳植，功用而今六谷争。”诗人将番薯与“熊掌龙蹄”并称，与农业“六谷”并列，足见对其高度肯定。

和番薯同时期自南美传入中国的作物，还包括马铃薯、玉米等。和“番薯”一样带有“番”字的海外物种还包括“番石榴”、“番茄”（西红柿）、“番葱头”（洋葱）、“番木瓜”（木瓜）等，它们往往是在明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带有“胡”字的物种（胡萝卜、胡桃、胡瓜等）则往往是在汉唐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化中，异域物种的命名往往暗示了其传播途径。

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南美作物，在华夏大地上扎根繁衍，推动了中国农业史上的第二次粮食革命，解决了制约中国人口发展的粮食问题，为中华帝国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不朽贡献。

引进新作物上，引爆两次古代中国粮食革命，福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让自己在生存的挑战面前获得了先机。

番薯和占城稻都是福建人从海外网罗进中国的作物，它理所当然成为福州人餐桌上的主食，而它所滋养的不仅仅是福州人的胃，更滋养了福州人的精神。

引进占城稻为福州人民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农业的发展为福州人带来更多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安定下来耕读，在农耕之余读书。五代后两宋福州经济文化的爆发式增长，某种程度上也与占城稻有关。“仓廪实而知礼节”，出没于风波无定的海洋，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被占城稻推动农耕文明的脚踏实地所中和，福州人的海洋性格也融入了更多来自农耕文明的平和与圆融。

而番薯的引进，是福州人再一次在饥荒面前强有力的自救。从蹈死不顾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盗取的不仅仅拯救炎黄子孙于水火之中的物种，更是一种不甘妥协、顽强进取的精神传承。包括福州在内的所有福建人对这种从海外带回国内的不起眼的作物情有独钟：自言从小吃地瓜（番薯别名）；自嘲自己的语音带有“地瓜腔”。番薯那种不择地而生的顽强生命力，与福建人四海为家、爱拼会赢的精神气质高度吻合。在无数的困境中，无数的福建人一边啃着地瓜，一边鼓励着自己，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驶向下一个成功的港湾。（曾筱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