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丨始于福州的两次粮食革命

占城稻虽好，然而是否有必要从占城以高价收买稻种呢？是否能就近取种？

庆幸的是，此时占城稻已经在福建的土地上顺利扎根。占城稻不择地而生的顽强生命力，加上闽人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种外来稻种得以蓬勃生长。福建已经打下了向全国推广占城稻的基础，只待统治者的一声号令。

于是宋真宗下令从福建取种推广到遭遇旱情的江、淮、两浙区域。《宋史·食货志》记载：“帝（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李时珍《本草纲目》卷２３的有关说法也表明了这一基本情况：“籼似粳而粒小，始自闽人得种子占城国，宋真宗遣使就闽取三万斛，分给诸道为种，故今各处皆有之。”

占城稻在唐末五代传入福建, 借助政府政策的春风很快地播撒在长江流域。随后在宋政府的主导下向北扩散,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主要地位的粮食作物,而伴随着地理环境不同,相继演化出繁多的新品种。所以,占城稻对长江流域稻作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北小麦，南水稻”——中国粮食作物的基本格局，正是从北宋自福建推广占城稻以来形成的。可以说，中国的稻作文明正是从占城稻的引进和推广开始而进入了新阶段。

除了长江流域之外，占城稻还广泛地种植在山东到广东、广西的大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为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福音，一度还作为古代中国地方政府出粮和入税的重要粮食品类。北宋年间，我国的气候经历了一个由涝转旱的演变过程，宋代对占城稻的引进可以看作是对气候转旱的一种有效应对。

这次农业革新意义非凡，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粮食革命。唐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大约5000万。而到了12世纪初北宋徽宗时期，中国人口超过了1亿。粮食和人口的增加，对于古代农业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国力的增强，文明的昌盛。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占城稻推广扭转了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人口北多南少的局面，国家的经济重心就从黄河流域过渡到了长江流域。

民间有一种说法：北宋咸平元年(998)，宋朝派遣使者到越南，旅居越南的福州华侨，向宋朝使者进献了占城稻的种子10石，带回福州试种，获高产。这种稻谷在宋朝被称为“黄占”，宋朝福州是全中国最早种植占城稻的城市。这种说法无法得到史料的佐证，但至少反映了福州在占城稻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早在汉代，福州东冶港便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当时交趾七郡，包括今越南、柬埔寨等地）交通往来的核心区域。《后汉书·郑弘传》记载，东汉建初八年(83)，“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说明当时交趾七郡向中央王朝贡献的路线是由海路在福州东冶港登陆，再经陆路转运到京都洛阳去。

福州港是中国和越南、柬埔寨等地往来交通的核心枢纽港，占城稻绝对有可能经由福州港进入八闽。成书于公元1182年的《淳熙三山志》作为南宋传世地方志佳作，翔实地记录福州当地地情。《淳熙三山志》对占城稻的记载是所有同类史书中最为具体的，它明确记载了占城稻还分为早、晚稻，早稻有六种，晚稻则有十种。不同的占城稻有不同的风味，适合不同区域的种植。可见当时福州人不仅广泛种植占城稻，而且对其品种进行了多样化的采集，在实践过程中对不同品种的占城稻的口感、生长习性、种植要求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观察研究。因此可以肯定，福州是占城稻最早进入中国并成功栽培的区域之一。

宋真宗下令从福建取种，然后分三路向江、淮、两浙区域推广。作为当时福建首府的福州，自然是这项指令执行中心。进行海外作物的推广绝非易事，光大中祥符五年（1012），政府就从福建一次取种(占城稻就达)三万斛。在古代，“一斛”相当于“一石”，1斛有10斗，1斗相当于现在的2升，3万斛相当于现在的60万升。还有另一种算法，宋代1石相当于120宋斤，约为现代的76公斤，三万斛则相当于现代的228万公斤。无论哪种算法，三万斛都是非常可观的数量。这么庞大数量的稻种，必须从福建各地征集，然后进行统一调配，把这些从八闽各地征集的稻种，分配交付给江淮、两浙地区的相关部门。除了征集稻种，福州官员还必须详细地记录占城稻的生长习性、种植方式，以便于其他地区农民的学习和传播。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对占城稻有着最详细记载的《淳熙三山志》。

来自福建各地的稻种在这里调配然后输往江淮、两浙区域；同样地，来自福建各地的占城稻试种经验在这里得到总结提升，经过整理后，输送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福州在占城稻的推广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州是中国第一次粮食革命的始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