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约翰与塔亭医院的福州版“辛德勒传奇”

筹建收容难民的福州难民所，设立保护抗日志士的“时疫区” 

恒约翰与塔亭医院的福州版“辛德勒传奇”

目前，《南京照相馆》正在热映，约翰·拉贝、魏特琳、林查理为代表的20多位国际友人设立的南京安全区，拯救了超过25万南京难民的生命，成为当时黑暗中的一道光。而抗战期间，福州也有类似的安全区。

施埔教堂。

现位于仓山施埔路的施埔教堂，就见证了那个年代无数危难中的生死救援。当时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恒约翰（Bishop John Hind）与塔亭医院院长黄约翰（Dr.J.L.A.Webster）带领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和塔亭医院，以无畏的勇气和人道主义精神，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福州版“辛德勒传奇”。

恒约翰。（资料图）

筹建福州难民所收容难民

几幢古朴的灰白砖楼，如今静静伫立在仓山施埔路34号。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曾是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指挥部和福州百姓的避难所。

恒约翰是爱尔兰都柏林人，受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派遣，1902年来到福建，历任福州三一学校校长、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主教。

恒约翰和黄约翰在鼓岭都有度假别墅，目前鼓岭仍保留有恒约翰别墅。据恒约翰晚年出版的《福建记忆》记载，他和第一任妻子爱丽丝·卡彭特（Alice Carpenter）在鼓岭相恋，与第二任妻子威妮弗蕾德（Winifred）也是在鼓岭相识相知。

位于鼓岭的恒约翰别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福州的学校、邮电机构等纷纷迁往内地，不少外侨也选择撤离，但年事已高的恒约翰却毅然选择留在福州。1938年，日军步步南侵，福州多次遭遇空袭，民众惶惶不安。在塔亭医院总务医生陈为信等人的建议下，恒约翰在福州成立了福建国际红十字会，自己担任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一职，并在仓山施埔真学书院（现施埔教堂）设立指挥部。

1939年春开始，日机频繁轰炸福州，恒约翰决定筹建福州难民所。他招募了一批有经验、年纪偏大的爱心人士承担救济工作，并带领塔亭医院的医生们成立了一支红十字会急救队。他将女难民所设在仓山施浦明道盲校（女子盲校）内；男难民所设在城内北门（今鼓楼三角井）灵光盲校（男子盲校）和仓山孤儿院内。

福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和福州难民所的筹建，为福州百姓提供了避难的希望之光。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日军在城内大开杀戒，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发出通知，组织各难民所紧急收容难民，并发放救济物品，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救助。当时高挂于各主要医疗点的红十字旗帜，成为福州百姓最信赖的庇护象征。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指挥部也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福建办事处救济物资发放点，先后向福州百姓发放了大量救济物资。

面对战火连绵情况下的物资匮乏，教堂的燃料和粮食也逐渐耗尽，恒约翰就四处奔走筹集物资，力保难民日常饮食，维持了基本的人道救助。

打造战火中的生命港湾

当时，塔亭医院及其附属护校共有工作人员几十人，除了新任院长黄约翰兼任外科医生外，只有陈颂磐、陈宗磐、陈为信三名中国医生。他们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昼夜奋战在救护一线，挽救了无数生命。

黄约翰院长（左一）在看病。（资料图）市二总医院供图

恒约翰还向塔亭医院院长黄约翰、总务医生陈为信等发放红十字臂章，指派他们组织人员运送粮食、器具、药品等救济物资，重点支援城内的协和医院和柴井医院。黄约翰以英籍院长的身份，亲自开车运送药品和粮食，并在车顶罩上白底红十字的国际红十字会旗帜，穿梭于战火之间。陈为信则负责押车，并用流利的日语与日军交涉，确保物资安全送达。

当时，远近闻名的红十字会急救队“手术攻坚组”均由塔亭医院医生组成：黄约翰、陈宗磐主刀，陈颂磐协助，陈为信麻醉。1941年4月，仓山龙潭角码头被炸，上百名伤员涌入塔亭医院，“手术攻坚组”连续36个小时手术未合眼，饿了就由护士喂鸡蛋。由于伤员太多，医疗器械严重不足，尤其是缝合线告罄，突发奇想的陈颂磐让附近的孩子们到医院门口的老樟树上抓绿毛虫，把虫肠用白醋浸泡晒干制成简易缝合线。陈为信的儿子陈兆奋回忆，父亲让他们把抓绿毛虫当作“游戏”，他们这些孩子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医疗物资的生产者。

据悉，为了防止被日机误炸，各国驻福州领事馆、外侨宅第等的房顶上用油漆刷上各国国旗标识。当时塔亭医院屋顶上刷的是英国国旗标识，每当烟台山上的警报拉响，就有民众跑进塔亭医院避难。

除了诊治一般病人，塔亭医院担负着鼠疫、霍乱、回归热、儿童天花等时疫的防治工作，并兼作战地医院，全力救护伤员。当时的塔亭医院可谓福州沦陷期间的生命港湾，还为抗日游击队伤员提供了隐秘的治疗场所，成为许多抗日义士逃生的“地下通道”。

塔亭医院老照片。市二总医院供图

巧设“时疫区”保护抗日志士

1944年10月4日，福州第二次沦陷，日军接管了协和医院、柴井基督医院。随后，日军派兵封锁了塔亭医院窑花井后门，准备占领医院。时任院长陈颂磐与医师陈为信戴上红十字臂章，出去与日军交涉，最终保住了塔亭医院。

当时，福州的抗日游击队经常在南台岛上与日军战斗，每次日军追击，到了塔亭医院就断了线索。日军怀疑医院藏有抗日爱国志士，三天两头到医院搜捕。为保护游击队员和仓山地区女青年，陈为信就在医院僻静处设立了一个“时疫区”，用白灰画线为标志。每当日军搜索时，游击队员和女青年就迅速藏入“时疫区”，伪装成鼠疫患者。

很多次，日军想硬闯入“时疫区”，陈为信就用日语向他们介绍福州是鼠疫高发区，传染度极高，每年病死无数，还拿出一大叠鼠疫患者病死的照片，看得日军惊骇万分，也就断了进“时疫区”搜捕的念头。陈为信的机智与勇敢，保护了大量中国军民。

1944年10月8日，福州的抗日游击队在烟台山乐群楼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游击队伤员全部被悄悄送入塔亭医院。陈颂磐和陈为信等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伤员做手术。有一次，他们正在手术室给伤员做手术，外面传来日军枪托砸门声，陈为信沉着出门，以大智大勇化险为夷。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将题刻“见义勇为”的牌匾送给塔亭医院，表彰抗战期间该医院的卓越贡献。

如今，由塔亭医院发展而成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其旧址依稀保留部分原英式建筑；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指挥部真学书院成为福建师范大学仓山学生街区的一部分，但仍存英伦风格楼体。时代更迭，建筑用途也多有变化，但福州版“辛德勒传奇”的故事却仍在福州人的记忆中传颂。（记者 王光慧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