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丨立树行事，落花写心

立树行事，落花写心

陈 三

农历二月十九，我走在三坊七巷陈承裘的故居里时，突然想起是日是“观音诞”。三月廿九，裴仙爷生日，还有六、九月的观音得道日或什么记不清名目的节日，是大人的节日也是小孩子的节日——大约30年前左右，我住在白马河边，小时没有书看，但是民间活动好像还不少。像这样菩萨们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拜菩萨所赐，在庆祝的人群里，早早搬一张小板凳排队在评话台前，一直听到搬戏台板为止，才随着打呵欠的人各自作鸟兽散。我在上初中之前，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几乎都是在街边搭起的那数块各邻居家中门板搬出来搭的戏台前完成——当然偶有几次是溜到台江教工礼堂里听闽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听到过一位名叫“永清”的评话先生说过《陈若霖斩皇子》的。

站在陈承裘故居前，我想，实在是“六子登科”太过有名，如果要形容这个家族的子侄，必须要想到谢安家的子侄们——“芝兰玉树”。宗之翩翩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我每每看到“清流”二字都会有这种奇怪的联想。陈宝琛就给我这种印象。也许是因为“清流雅望”，首先是那种高洁，总是让我想到国家栋梁——为此我“百度”了一下，“清流”有一条是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

记忆复活。“不须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恍然。”101年前的春天，陈宝琛写下这句诗，读出这句，似乎陈宝琛离得更近一点了。

立言清流

以前读书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在三坊七巷里逛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解释：许多读书人家的门楣上常雕有两只一大一小的狮子。这两只狮子代表读书仕子的最高理想：太狮和少狮。民间的理想总是这么具体实在朴素直白，但是，《左传》告诉我们：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样，从哪方面看，陈宝琛似乎都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梦想。

陈宝琛(1848—1935)， 字伯潜， 号弢庵、陶庵、听水、桔叟、桔隐，别署听水老人、沧趣老人、铁石道人、听水斋主人。同治七年(1848年)21岁登进士第， 光绪九年(1882年)35岁获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为毓庆宫宣统皇帝授读。不知是否继承了其祖做派，他敢言敢谏，“好弹劾，间言朝政得失”， 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同为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清流党”领袖人物。

同是名士、清流，风格却也常不相同，比如宝廷先生我很愿意提一笔，他曾为自己纳妾狠狠自谏了一番，弄得太后都莫名其妙，只得给他就此罢官，让他在侍郎的位置上中止了仕途(当然陈宝琛在“哭竹坡”(宝廷)时说了一句“大梦先醒弃我归”，认为宝廷是先知先觉派的，早就看出来清廷必将衰亡的宿命，纳妓为妾是勘破天机，自污避祸)。相形起来，陈宝琛却绝少这种嬉笑，是正襟危坐那种风格的，这是因为家传的“斩皇子”的风格吗？是他当皇帝的老师当出来的风格吗——没有调笑，在家里他也是这样，车夫踩车的声音刚到家门口，家中的孩子们就赶紧收拾起游戏的东西，等他进门……

陈宝琛与当时清流一样，以“维持名教为己任”，崇尚理学。清流们都有很深的理学修养，提倡看《近思录》、《程朱文集》等“第一等书”，并耻于“读而不践”。他们之抨击时弊、犯颜直谏的勇气，未尝不得益于他们的理学修养。而陈宝琛对自己是以“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来要求的，是这个原因使他常要直言上谏吗？

陈宝琛的弹劾对象也是上至军机大臣，下至封疆大吏。陈宝琛在翰林院期间，几乎参与了清流党所有重要的活动。他的主张，基本上体现了清流党对如何摆脱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困境的回答。

光绪六年(1880年)12月，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送食品到醇王府时，未按宫禁规定申报有关手续，门卫不予放行。李三顺仗势大闹，企图强行通过而遭护军殴打，李三顺回来哭着向慈禧添油加醋地告状，慈禧大怒，强令慈安太后处死护军。当时陈宝琛“犯颜直谏”，迫使慈禧收回成命。光绪七年(1881年)的11月，陈宝琛得知陕西总督杨昌浚向朝廷呈请为琦善建专祠，已得旨允行，不禁“感愤填胸”，立刻草拟奏疏，对“辜恩负国”的人事不可容忍。他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琦善之罪，则关天下国家之安危，倘令终如所请，既无以服天下之人心，且恐招外邦之讥议。”就是他的这一纸奏疏，纠正了昏庸朝廷要为恶人琦善建立专祠的荒唐做法。对外来侵略的抵抗也是他主要的主张。光绪四年(1878年)6月，清政府派遣崇厚出使俄国交涉沙俄强占新疆伊犁一事。但没想到愚懦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与愚弄下，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陈宝琛痛哭流涕，坚决主张“诛崇厚，毁俄约”，当时愤慨上书，极言崇厚误国之罪当诛。看起来都是不假颜色的。还有中法战争之前的系列陈奏都有体现。陈奏还体现了陈宝琛不是一味地保守，他的洋务思想——如《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认为“洋务至重也，办洋务至公也。以至公之心，办至公之事，非遍天下人知之，合天下人谋之不可”。因此，“务使朝廷上下尽识夷情”，在这“既开数千年未有之局”中，“图数千年未有之功”……即使脱离政坛达25年之久的陈宝琛，在资政院开院后，即“请昭雪戊戌六君”——这是为“反革命”平反，拨乱反正的事。陈宝琛他们在学养与智慧上，承载文化典籍和主流传统文化，也用得自文化的良心、经验、知识左右政局，运筹庙堂。毛主席说，“爱国主义的内容，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来决定的。”哪怕在风雨飘摇的岁月，纵然是弱主、破国，陈宝琛从年轻到年老，决心、愿意像诸葛亮、赵云一般，扶着阿斗，鞠躬尽瘁。

立树行事

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宝琛因“荐人失察”而被降五级(有说九级)，被废黜回乡后的岁月里，并没有无所事事，反而把爱国热情倾注在办学、为国储材上。他提出“国势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富国图强，抵御外侮，意图通过教育实现其救国救民的爱国愿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他出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1902年鳌峰书院改“全闽大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与陈璧、林纾等人合力创设苍霞精舍，可以说这是福建最早开办的新式普通教育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创办了以学日文为主兼学汉文的福州东文学堂。当时，福建有许多年轻人东渡日本，向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社会学习，东文学堂仿效西方教育模式办学，为留日学生培养预备人才，不仅让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还学习如何适应外部的办学机制，成为福建第一所新型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闽浙总督陈仰祈与陈宝琛商定把福州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后又升格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陈宝琛首任学堂监督，这是福建第一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这些都是福建当代大学学府的前身。陈宝琛不仅培养师资人才，还支持鼓励夫人王眉寿在螺洲私宅和旧书院办起小学，招收平民子女入学，引进和接受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如男女同校，使用科学标本，让学生学会使用实验仪器等等。这种对西方教学方法的接受与他反帝反侵略的政治立场并存，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当时的陈宝琛是站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思想的前沿阵地上。

有教无类，天子的老师，也愿意当平民的老师。因了他博大的情怀而百年树人，八闽多少受惠的学子，在他立的大树下有个阴蔽，有个台阶，向外，向上，进取学问。

陈宝琛是溥仪的老师，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因而陈宝琛也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之师。溥仪对于这位老师十分敬重，他的第一首诗写在8岁那年，就是为师傅陈宝琛祝寿而写的，全诗只有16个字：“松柏哥哥，终寒不凋；训予有功，长生不老。”从溥仪6岁起到17岁止，陈宝琛一直不曾间断授业。所以，溥仪对陈老师最倚重也最亲昵。这首童言无忌的诗真切地画出陈宝琛以松柏的形象立于杏坛的高大与亲切。

陈宝琛对于溥仪的教育可谓竭尽心智。他最讨厌太监给溥仪讲“怪力乱神”的故事。他对溥仪的学习要求很严，每天除了读经书念圣训之外，还常给溥仪讲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他希望这位小皇帝在自己的教导下自幼立志读书，将来发奋有为，以复辟帝业。他经常给溥仪讲：“立大功成大业者，必有一番自治之能力。尤其动静起居食息诸事，皆有一定之时刻。如曾国藩在军营里，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里，每日必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近时，世界文明诸大国君，其于每日应于何时起身，何时运动、休息，皆有一定之时刻钟点，常久不变，故能使其国日臻强盛，人民享受幸福，非其明效大验欤！”